（图源：图虫创意）
刘章才/文
茶作为一片树叶并不寻常，不仅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产生了深刻影响，以至于钱穆先生认为“乃一大生命中事”，还东传朝鲜半岛与日本，被思想家冈仓天心评价为“不可能完美的生命”对“可能的完美”的“温柔试探”。在地理大发现之后，茶又被欧洲人广泛接受，同时遭到社会活动家乔纳斯·汉韦的猛烈批判，认为它与杜松子酒“毁了多少人啊”！茶叶还越大西洋，成为激发北美人民争取自由权利的催化剂，约翰·亚当斯对波士顿倾茶事件大加赞誉，欢呼这是“历史中的一个纪元”。
(资料图)
凡此种种，无不说明茶叶与人类文明发生交互以来，不仅影响范围由中国而日渐扩散，最终遍及全球，而且深刻纠缠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甚至国际角力中亦不乏其身影。追寻这一片树叶，可纵览世界风云的万般变幻，领略其多元立体的丰富面貌，各国学界感兴趣者不乏其人，林林总总的作品各有千秋，但荷兰语言学家德瑞姆集多年之大成撰写的《茶：一片树叶的传说与历史》，无疑为重量级的新作——该书英文版多达近千页（中文版近九百页），共有十二个章节组成，以多语种一手材料为基础，融扎实的学术分析与生动的故事讲述为一体，不仅钩沉索隐，通过考证与分析推翻诸多陈说，而且酌古准今，极富现实关怀与教育意义。
一
纵览全书，首先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德瑞姆以扎实的考据，聚焦于词汇的起源与借用，对茶叶一词在全球的演变，给以系统而缜密的梳理，驱散萦绕于茶叶缘起问题上的迷雾，并揭示了茶叶如何在全球传播开来。在他看来，操澳亚语系的人可能是最早的茶叶利用者，特别是其中的巴郎语和克木语，均拥有表示茶的古老单词，而在巴郎人世代相传的传说中，小鸟衔来的种子被种植于莱盛山，最终长出了很大的一棵植物，这就是茶的最初源起。巴郎语中表示“腌渍茶”的词汇，作为舶来语进入汉语，成为“茗”，含义也从腌渍茶转变为作为饮品的茶。
茶叶进入日本之后，为古老的医学典籍《医心方》收录，使用的是不见于中文文献的，字型与东汉古墓中的“荼”相近。地理大发现之后，随着葡萄牙人的东来，传教士阿尔梅达向西人介绍了日本抹茶，葡萄牙语单词Chá取自日语中的cha，而茶杯一词chávenas则挪借日本的chawan（茶碗），或许正是起源于此。意大利人文主义者马菲整理传教士的信件，将Chá改为更具意大利风格的Chia，而英国人在读到马菲的报告后，将这个词引入英语——此举早于荷兰人将茶运至英国的时间。至于荷兰人林索登于1596年首先使用Chaa表示日语中的Cha，该书翻译成英语时，茶叶一词并未变动。如此看来，日本从中国接受了茶这一词语与发音之后，西方人又由此辗转引入，乃至17世纪初期，英国人威克姆委托友人购茶时使用的仍是Chaw，甚至到1671年时，英语词汇表中仍写为cha。
不过，此时用Tea来指称茶叶也已经日渐流行，因为“1604年……荷兰人在厦门下了船”，该地所用的tê被荷兰人记为thee，医学术语中则写为Thea，随着中荷茶叶贸易的发展，这一词汇影响日隆，波及马来语、僧伽罗语、法语等多种语言，英语也逐渐采用并变之为tea。在德瑞姆的考据与梳理之下，“茶”一词如一叶扁舟，顺着时间的长河蜿蜒而下，东西方交流互动的全球史画卷，缓缓展现在读者面前。
德瑞姆高超的语言能力，也对很多问题给出新的分析与认识。红茶为国际茶贸易中最主要的茶类，然而其早期历史发展，似乎尚未得到充分探讨，现有认识普遍认为红茶为中国的创造，德瑞姆显然并不认可这一观点。他通过解读荷兰语与英语资料，提出现代红茶不同于传统红茶（实为乌龙茶），其发祥地为荷属东印度群岛，这种工艺又为英国人所模仿，影响不断扩大，红茶实为西方人无法掌握传统红茶的技艺，画虎不成创造的一种新产品，因为在国际市场上颇受欢迎，进而影响到中国的茶叶生产，“红茶的真正出现是西方人试图制茶的结果”，而“作为回应，中国满足了其对红茶的需求”，此判断基于荷兰语与英语材料的解读，可谓发前人所未发。
《茶：一片树叶的传说与历史》
[荷]乔治·范·德瑞姆/著
李萍萍 李国文 周瑞春 王巍/译
甲骨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3年1月
二
在此著中，作者还通过扎实细致的资料分析，对茶史著述中经常书写的诸多传说给以去魅。茶史相关书写往往充斥着习焉不察的传说，尽管德瑞姆的著述标题中亦有“传说”（tale）一词，但作者行文时并非简单记述，而更多是进行分析甚至是批判。比如，茶书中常见的神农发现茶叶的说法，该著作认为“完全是虚构的”，并条缕清晰地给出论证：该事件发生的年代距离司马迁撰写《史记》，中间长达2000多年，并无确切资料给以记述，人们通常认为的神农撰写的《神农本草经》中，并未提到茶叶。
再如众所周知的英国下午茶起源问题，人们常归于第七任贝德福德公爵夫人安娜，作者通过梳理荷兰人在17世纪中叶已然养成了喝下午茶的习惯，进而述及这一习俗在欧洲大陆乃至新尼德兰的扩布从而使得英国受到影响，由此对安娜的贡献给以更为合理的定位，只是把已经传播开来的下午茶“变成典型的英式无节制甜食盛宴”。另外，因为该著作涉及各类无酒精饮品的竞争，书中还对咖啡的起源给以分析，指出所谓牧羊人卡尔迪的羊群吃了咖啡果，导致长时间兴奋异常，使得咖啡得以进入人类视野，实为后来构建的结果，
最后不能不提的是，这一著述注意克服民族主义乃至西方中心主义甚至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带有明显的酌古准今特色。作者为荷兰人，但对荷兰历史上殖民主义的阴暗面并未讳言，不仅述及荷兰通过占据中国台湾地区，从而促进了茶叶贸易的发展，而且认为荷兰和葡萄牙在东方展开的竞争，很多时候是激烈和血腥的，“双方都有许多丑陋之处”。论及欧美国家所进行的对华鸦片贸易时，不仅直接将英国称为“罪魁祸首”，而且评价英国与美国大肆销售鸦片的行径，“充满专横与帝国主义的傲慢”，进而将鸦片战争的起源归结为“英国人想喝茶却不愿负担这种昂贵的商品支出”，从而“诉诸史上最大规模贩毒活动的结果”。涉及茶叶与税收的关系时，作者认为英国在北美征收的茶税，属于治外法权税，由此引发了北美的激烈反抗，“美国诞生于对不公正的治外法权税收的愤慨”，但独立之后随着国力的提升，曾经的反抗者变为专横的利维坦，开始积极干涉他国政治，“把自己的法律作为一种治外法权的战争武器”。
而论及茶树这一物种在全球的传播时，作者不仅放宽视野，回顾了非本地物种的引入以及人类的劫掠导致了类似于渡渡鸟灭绝的生态悲剧，而且述及茶树在尼泊尔的种植殃及大片森林，在锡兰亦引发高原丛林被大规模破坏，“几乎将这种珍贵的生态系统，从岛上的生态系统中抹去”，作者甚至将这一问题延至马尔萨斯以及罗马俱乐部给出的警示，认为人类如果对此熟视无睹，最终只能证明先哲的悲观展望“是完全正确的”！全书至此戛然而止，言尽而意无穷。
三
毋庸讳言，这部上下四千年、纵横八万里的“百科全书式作品”，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疏漏。比如，英文版中述及林则徐时，所配图片实为晚清重臣张之洞。再如，述及英国伦敦著名的沃克斯霍尔花园（VauxhallGardens）时，认为其最初的名称为 NewSpringsGar－dens，实则该花园时人称为 NewSpring-Garden。此类问题不再一一列举，对于一部卷帙浩繁、内容广博的全球史著述而言，这些疏漏实为虽尽力避免却也无法完全避免的，窃以为更需关注的是本著述中另外的两个遗憾之处。
作者撰写这一著作带有明显的酌古准今意图，很多内容均给以较多延展，这在增强启发价值与提升教育意义的同时，亦导致一些关键之处有蜻蜓点水之嫌。比如从近代英国的茶园，述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喝茶在法国成为同性恋的隐喻，继而谈到美国的麦卡锡运动对同性恋的迫害，甚至延展到“同性国际联盟”一词如何被塑造出来，此做法不仅使得部分章节较为拖沓，而且导致一些关键之处用力不足。比如葡萄牙人在茶叶走向全球的过程中发挥了何种作用，以往著述对此缺乏明晰判断，从而默认无甚作为，这使其叙述该国的凯瑟琳公主嗜好饮茶时，在逻辑上难以自洽。作者显然意识到了这一问题，通过分析茶叶在荷兰的传播乃至欧洲的扩布，辅以说明葡萄牙当时并未进行茶叶贸易，揭示了“凯瑟琳公主的茶神话”为英国人蓄意所为，意在遮蔽荷兰对茶在英国的传播所产生的影响。这一见解颇为精彩却又引出新的疑问，近代早期东来各国，或多或少均从事茶叶贸易，唯独葡萄牙并无参与，这与作者详述的葡萄牙传教士对茶叶的详细介绍，形成鲜明的对照。
再如，涉及北美饮茶的历史发展，作者突破了大多数论述将波士顿倾茶事件仅视为反茶运动的臼窠，洞察到其背后为对个人权利的认识与维护，这一见解无疑极为深刻，但作者随后的探讨则过度延伸——甚至较长篇幅详述了斯诺登事件，使得著作重蹈了诸多同类书籍的覆辙：一方面强调波士顿倾茶的意义与影响，一方面述及美国独立后来华的中国皇后号所购重要商品为茶叶。前后叙述各执一端，这可能主要缘于忽视了茶叶功能的多面性以及政治运动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张力，不能不说，作者基于酌古准今意图进行的取舍，影响了对已触及问题的深入挖掘。
另外比较遗憾的是，尽管作者能够阅读中文文献，但对中国学界的相关成果未能较好地吸收。因为茶对中国人而言极为独特，为文人七件宝与开门七件事唯一交集，可谓雅俗共赏，相关研究成果极其丰硕，本论著所涉及的诸多问题，比如关于神农的考证，中文成果已有严肃批判，涉及英国茶史的多个方面，业已给以详细梳理与分析。而关于日本茶史方面，同样不乏值得关注的代表性论著，作者对中文相关成果的忽视，使得这一著作的某些论述存有缺憾。
诚如考古学家温克尔曼所言，“批评别人远比自己要向别人学习省力得多”，德瑞姆的这一著述援引材料的广泛与多元，体现出了严谨的态度与深厚的学术功力，览毕留下的印象可谓深刻，全书展现的胸怀寰宇的气度与关注人类命运的深沉情感，读后不能不深受感染。总体而言，这一新作极大地扩展了茶的全球史的知识边界，创新之处颇为可观，同时极富现实情怀，堪称钩沉索隐、酌古准今的力作，至于其中的白璧微瑕，更可视为学术进步的空间与方向，倘若方方面面“前人之述备矣”，恐怕才高如谪仙，亦只能感叹“眼前有景道不得”！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茶的世界传播史研究）
